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已成为普通百姓的切身之痛，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。据卫生部今年1月的统计，我国目前有近一半的人有病不就医，近三成病人应住院而不住院。近8年来，我国人均门诊费和住院费每年分别增长大约13%和11%，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。很多人因无力支撑高额医药费只能选择小病扛着，大病拖着。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，“到了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”。探寻治本之策已成当务之急。
发改委十七次降价令制不住药价虚高
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委员指出，老百姓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的最主要原因是药价虚高。而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流通过程中的“油水”太大，凡是沾边的人都能捞到好处。方廷钰委员表示，药价虚高问题已经讨论了四、五年了，发改委也连续下令17次降价，但是药价虚高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。发改委又公布了21种维生素和矿物类缺乏症药品的出厂价，甚至打算在药品包装上注明建议零售价，或继续下令降价，这些措施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。
人大代表李建军认为，药品流通领域存在三个不到位：
一是政府对药品虚构定价监管还不够到位。譬如，有一些药，所谓的新药，实质上只是简单的两种药的相加，甚至是名字的更改，就变成了一种新药。这一变不要紧，他的价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。药的疗效不一定有同步增长。本来只值一块钱，现在定到十块钱给你。这样就为医生甚至医疗部门拿回扣，留下了一个可操作的空间。
二是政府定价不到位。新药的审批没有把握好。本来就是一个价位在流通过程中，就值十块钱，你为什么定到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？甚至一百，这样就又产生了一个空间。
第三是对政府卫生部门甚至是对医疗机构的监管不够到位。
钟南山就药价虚高向药监局讨说法
“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？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。”钟南山委员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，谈到“一药多名”现象时提出要见药监局领导。当日下午，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来到了会场。
“今天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参加，我说说药品的事。药价虚高和新药审批把关不严有密切的关系，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证明。”钟南山委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药监局。
钟南山院士说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，药监局也有责任。他说，一个普遍现象是，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，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，有时连他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“行头”改个名，摇身一变成新药，“身价”就立刻飙升。而事实上，这些所谓“新药”良莠不齐，在坑害了病人的同时，肥了很多医疗系统的腐败分子。
他特别提到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现少数败类，也与这有关系。
钟南山院士举例说，“一个‘罗红霉素’，品种就达40多种。我当了45年的大夫，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。”他问，“这些所谓‘新药’五花八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？”
张敬礼副局长会后对钟南山院士说：“您谈得非常好，您说的问题我们一定下大力气解决。”他承诺，对于审批流程及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将做专门研究。
韩汝琦揭秘医药市场暴利背后的“食物链”
韩汝琦委员在其书面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药价虚高表面看是价格问题，实质上关系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、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、医疗保险体制改革、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四个方面，而流通环节的弊病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关键之所在。主要表现为：
一、当前药品流通的程序和利益分配的非理性
整个流通领域从利益分配上看，患者基本得不到实惠，药厂获利有限，而大部分利益都被中间各部分所攫取。据专家测算，从药厂出来的产品到终端消费者手里，在我国有6-9个流通环节(国外一般2-3个环节)，由于参与者甚多，结果造成无序竞争、过度竞争现象严重。老百姓形象地比喻：“卖药的人比吃药的人还多”，可想而知，药价怎么能不贵。
二、当前药品流通领域药品加价的非理性
医院药品的进出差价率：中药平均为17%左右，西药平均为20%左右，相对比较固定。它的进价由招标机构决定，最高售价由市发改委统一设限。但药品的出厂价到市场流通价，一般由招投标机构或药品流通企业(医药公司)来决定。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。我们不知道调价的依据是什么?调到什么价格为合理?如何能为老百姓所接受?这里可谓是药品流通环节中巨大差价的策源地，也是药品虚高的关键之所在。
目前，我国的药厂众多，良莠不齐。但国内无论是哪家药厂，除生产环节外，他们更为重要的工作是：
(1)想方设法进入基本医药目录。
(2)在进入基本医药目录后，想方设法进入公费医疗目录。
(3)进入公费医疗目录后，要争取做卫生局、各大医院以及药品招标机构的工作，争取在招标采购中中标。
(4)中标后，还要分别做临床大夫、科主任、药房主任等的工作，以使药品经上述人员之手可有偿地流通到患者手中。为了有效打通以上环节，各生产厂家费尽心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逐一地在各环节上做工作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“心力”。当然，这些费用最终还需消费者——患者承担。由此看出，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，药厂因采取以上所谓的公关行为打入市场和医院耗费了大量资源，变相行贿，助长腐败。从而也导致了“正规军”打不过“游击队”的状况。
总之，当前我国医药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形式使得药厂和患者的利益很小。由于中间环节过多、过长、过乱、不规范，造成了药品市场的混乱。药品招标政策的漏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招标掌控者的寻租现象。
医疗费用畸形增长的“五大病因”
俞祖彭委员认为五大原因导致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。
一是政府财政投入比例逐年下降，导致医疗卫生领域的过度“市场化”。国家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“八五”期间的2.37%下降到“十五”期间的1.66%。靠财政拨款的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必须想方设法赢利，直接导致医疗费用明显增高。
二是支出比例严重失调，个人负担沉重。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长期低于财政支出以及GDP增幅，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1亿多人，不到全部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19.94%，“这意味着一大半城镇居民和绝大多数的农民看病完全要自己花钱”。
三是改革滞后，管理体制不顺。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又管医，主管部门与所属医疗机构有着“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”，不仅使行业管理和监督无法到位，而且使医风医德问题也缺乏有效解决措施。
四是药品价格虚高。制药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。全国有18000多家综合性医院，却有7100家药厂，1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和连锁、零售商店。药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将大量人力、财力投在终端促销上，导致药品价格虚高。
五是虚假医药广告泛滥，有关部门监管不力。媒体上虚假广告泛滥，代表委员的大声疾呼，人民群众的愤怒谴责，受骗上当患者的血泪控诉都无法阻止虚假广告的泛滥成灾。
治本之策：先从改革定价之策做起
韩汝琦委员认为，应尽快采取措施，将“腰鼓”形的利益分配形式变成“哑铃”形，使药厂和患者，特别是患者从中得到好处。为此，应该在药品流通领域建立四个体系，实现三个提高。
1. 建立药品流通的现代物流体系
建立一个信息化、自动化和标准化很高的药品现代物流配送中心。该中心把供方(药厂)和需方(医院、药店)连接起来。医院和药店通过电子商务将所需药品报于配送中心，配送中心按医院和药店的要求将所需药品按时、按量送到各用户。于是流通变得简捷、透明，减少了中间不必要环节，成本大大降低。“哑铃”形的好处是：“中间一抓，两头都能把握住”，不正之风也就没有了生存条件。
2.建立医药电子商务体系
着手建立药品信息平台、网上电子采购单、网上电子结算系统等。
3.建立专业化的市场中介体系
负责管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、申请及运作，医生处方审核、加盟药店联合采购、药品分类编码、组织机构代码、数据通讯服务、市场信息服务、企业信用服务等工作。
4.建立药品市场监管体系
负责监管药品的质量、安全和疗效；监督生产企业、分销企业、医院等违法、违规现象,并能给予奖励和处罚。
通过四个体系的建立来实现三个提高：
1.提高药品市场的透明度
具体做法是向社会公开、公布法律、法规、经营环节、药品价格、收费价格等。
2.提高药品市场的现代化程度
通过对医药流通企业的流通再造，大力发展和推广医药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。
3.提高药品市场各方的诚信度
尽快建立参与药品流通全过程的交易者信用档案，对生产企业、分销企业、医院等建立不良记录公开制度。对于个人也要建立不良记录、公开及惩戒制度。
总之，对药品流通体系的改革，并非单纯降低药品价格，而在于设计合理的新的药品流通模式，保障药品流通全过程的安全性、合理性、公益性，增加药品的可及性、可知性、可控性，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,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
方廷钰委员指出，要想把“油水”抽干的唯一办法是从源头上控制药品定价。所以关键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地定价。为了从源头上控制药价，方廷钰委员建议：
首先，物价部门应积极培养熟悉药品工艺流程的人员和财会人员，深入实际，用解剖麻雀的办法，为药品定价把关。
其次，召开听证会时，聘请懂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和工厂管理的专家参与价格评审，科学、合理地评审药品生产、销售、研制成本。
最后，纪检部门要介入听证会，监督定价评审，对于评审过程中出现的徇私舞弊，受贿行贿，不论厂家或个人，严加惩处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
方廷钰委员建议，为清除药品集中招标中的弊端，应简化招标手续，严格按照规定收取招标费用，严禁巧立名目收费。坚决打击集中招标过程中的不正之风，严厉惩处行贿受贿，索贿的单位和个人。纪检部门介入招标，一旦发现违规犯法，企业取消投标资格，触犯刑律，按刑法处理；医院和个人，给予行政处分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由卫生部门竞购招标，医院不直接参与招标，实行统一配送，建立阻断回扣的隔离墙，此举可以使药品平均降价35%。。黄洁贞代表说，杜绝医疗腐败，必须从源头抓起。建议全国统一药价，并且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厂时标明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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